外，尽管农业部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的海洋牧场具有包括固碳、净化海水在内的良好的生态影响，但这些现存的海洋牧场规模不大，时间不长，更大规模地人为干预海底环境会对生态系统带来什么样的干扰，仍然是个问题。
如何预防、限制这种干扰因而显得格外重要。而目前，一个海洋牧场项目如果有7、8成的把握，就可以投入建设，海南大学专门研究南海海域海洋牧场的许强教授坦承。
此外，中国当前大部分海洋牧场的设计还是以增加高经济价值的海产品产量为主要目的，很少有海洋牧场会把红树林、海草床、牡蛎礁和珊瑚礁等多种海洋生态系统综合考虑进去，而野生渔业种质资源的基因多样性也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海洋牧场建设中若一味追求单一物种的繁殖，即使能否实现增产，也会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带来负面影响，杨红生指出。
此外，从生态角度来说，一旦人工增殖放流的种群与野生种群发生交配，那么野生种群的基因结构和多样性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他补充道。
事实上，有些地方可以依靠修复，增殖，养护就完成生境恢复和生产，而不需要为了争取政府资金支持而投入渔礁。人工渔礁的热度反而可能导致对这些措施的投资不足。
“生态优先”必须在未来的海洋牧场建设中得到体现，杨红生强调。
“要实现生态优先，海洋牧场的建设主体就必须尊重海洋和大自然。关于海洋生态系统的技术和知识的迅速转移也至关重要，”许强表示。“仅有资金的投入并不能保证海洋牧场建设的成功。”
渔船陆续出港后，笼罩在夕阳余晖里的吕四渔港回归了平静。就在港口船闸不远处，一艘载满人工鱼礁的货船停靠在岸边。当地海洋渔业部门计划，至2018年底，向嵌于吕泗渔场内的那片海洋牧场新投放一批人工鱼礁，将现在海洋牧场区再扩大一倍。
“海洋牧场听起来蛮好。”庞裕昌边说着，眼睛望向远方，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对我们来讲，只要有鱼可捕，吕四渔港就会越来越好。”第一部全国性的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出台，海洋经济重要性的提升引人注意，同样引人注意的还有中国政府对近海环境退化的担忧。
此前多年，由于沿海湿地开发、入海河流污染等原因，中国近海环境质量持续恶化，根据《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严重污染海域面积（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直到2016年仍在12%到17%间波动。中国将海水水质分为四类，其中只有一类和二类海水适合人体接触，比四类还差的海水已经是没有用的脏水。除了海洋污染，过度捕捞也导致近海渔业资源大幅减少，许多传统渔场消失。
比之十二五规划，海洋十三五规划更重视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新规划明确提出“加强海洋环境综合治理”，“综合”意味着今后陆地经济活动也将越来越多地受到海洋环境容量的制约。
此外，海洋十三五提出到2020年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水质）比例要（从 年的50%）提升到70%，大陆自然岸线（指未经过围填海、人工岸堤建设等破坏的岸线）保有率大于35%。而这两项量化目标是整个规划中仅有的约束性目标，将与官员政绩挂钩。而这也是海洋十二五规划中没有的。
一系列管理制度也将浮出水面，例如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近岸海域水质评估考核、海上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这显示出中国政府治理近海环境的决心。
山东大学教授王亚民告诉中外对话：“对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视并不是突然加大，这和中国总体的环境治理趋势是一致的。”
生态红线也许是中国近年环境治理领域最重要的新制度之一。现在，这一红线从陆地延伸进了海洋。
在海洋十三五规划中，包括辽东半岛、渤海湾、海南岛等多个海洋发展区都提出了建立海洋生态红线制度的目标。所谓海洋生态红线制度，是指将有保护价值的海域分为禁止和限制开发的两类，其中禁止开发区域内，将禁止一切与保护无关的工程建设活动。
例如，山东省渤海海洋生态红线区的禁止开发区域就不仅包含现存自然保护区，还包括了计划建立的保护区。在限制开发区内，重要的河口区域将禁止采挖海砂、围填海、设置直排排污口等活动，河口的入海淡水量也设置了底线。
海洋生态红线制度早在2012年就在部分地区开始试行。2016年7月，全国适用的海洋生态红线划定标准出台。不过，生态红线制度至今还没有进入法律，所以并非强制要求。王亚民说，如果将生态红线制度立法，也要考虑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兼顾地域自然环境特点和经济发展需求。
如何预防、限制这种干扰因而显得格外重要。而目前，一个海洋牧场项目如果有7、8成的把握，就可以投入建设，海南大学专门研究南海海域海洋牧场的许强教授坦承。
此外，中国当前大部分海洋牧场的设计还是以增加高经济价值的海产品产量为主要目的，很少有海洋牧场会把红树林、海草床、牡蛎礁和珊瑚礁等多种海洋生态系统综合考虑进去，而野生渔业种质资源的基因多样性也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海洋牧场建设中若一味追求单一物种的繁殖，即使能否实现增产，也会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带来负面影响，杨红生指出。
此外，从生态角度来说，一旦人工增殖放流的种群与野生种群发生交配，那么野生种群的基因结构和多样性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他补充道。
事实上，有些地方可以依靠修复，增殖，养护就完成生境恢复和生产，而不需要为了争取政府资金支持而投入渔礁。人工渔礁的热度反而可能导致对这些措施的投资不足。
“生态优先”必须在未来的海洋牧场建设中得到体现，杨红生强调。
“要实现生态优先，海洋牧场的建设主体就必须尊重海洋和大自然。关于海洋生态系统的技术和知识的迅速转移也至关重要，”许强表示。“仅有资金的投入并不能保证海洋牧场建设的成功。”
渔船陆续出港后，笼罩在夕阳余晖里的吕四渔港回归了平静。就在港口船闸不远处，一艘载满人工鱼礁的货船停靠在岸边。当地海洋渔业部门计划，至2018年底，向嵌于吕泗渔场内的那片海洋牧场新投放一批人工鱼礁，将现在海洋牧场区再扩大一倍。
“海洋牧场听起来蛮好。”庞裕昌边说着，眼睛望向远方，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对我们来讲，只要有鱼可捕，吕四渔港就会越来越好。”第一部全国性的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出台，海洋经济重要性的提升引人注意，同样引人注意的还有中国政府对近海环境退化的担忧。
此前多年，由于沿海湿地开发、入海河流污染等原因，中国近海环境质量持续恶化，根据《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严重污染海域面积（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直到2016年仍在12%到17%间波动。中国将海水水质分为四类，其中只有一类和二类海水适合人体接触，比四类还差的海水已经是没有用的脏水。除了海洋污染，过度捕捞也导致近海渔业资源大幅减少，许多传统渔场消失。
比之十二五规划，海洋十三五规划更重视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新规划明确提出“加强海洋环境综合治理”，“综合”意味着今后陆地经济活动也将越来越多地受到海洋环境容量的制约。
此外，海洋十三五提出到2020年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水质）比例要（从 年的50%）提升到70%，大陆自然岸线（指未经过围填海、人工岸堤建设等破坏的岸线）保有率大于35%。而这两项量化目标是整个规划中仅有的约束性目标，将与官员政绩挂钩。而这也是海洋十二五规划中没有的。
一系列管理制度也将浮出水面，例如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近岸海域水质评估考核、海上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这显示出中国政府治理近海环境的决心。
山东大学教授王亚民告诉中外对话：“对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视并不是突然加大，这和中国总体的环境治理趋势是一致的。”
生态红线也许是中国近年环境治理领域最重要的新制度之一。现在，这一红线从陆地延伸进了海洋。
在海洋十三五规划中，包括辽东半岛、渤海湾、海南岛等多个海洋发展区都提出了建立海洋生态红线制度的目标。所谓海洋生态红线制度，是指将有保护价值的海域分为禁止和限制开发的两类，其中禁止开发区域内，将禁止一切与保护无关的工程建设活动。
例如，山东省渤海海洋生态红线区的禁止开发区域就不仅包含现存自然保护区，还包括了计划建立的保护区。在限制开发区内，重要的河口区域将禁止采挖海砂、围填海、设置直排排污口等活动，河口的入海淡水量也设置了底线。
海洋生态红线制度早在2012年就在部分地区开始试行。2016年7月，全国适用的海洋生态红线划定标准出台。不过，生态红线制度至今还没有进入法律，所以并非强制要求。王亚民说，如果将生态红线制度立法，也要考虑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兼顾地域自然环境特点和经济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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